博班：因凡蒂诺现在太痴迷于搞政治，这让人感到羞耻

2025年9月，克罗地亚足坛名宿博班重新执掌萨格勒布迪纳摩，出任俱乐部主席一职。在此期间，他接受了《卫报》的专访，聊到了他与欧足联之间的互动以及他对国际足联现任主席因凡蒂诺的评价。

马克西米尔球场上空飘起午后的薄雾，使这座建筑的陡峭轮廓显得更加庄重。对面的楼里，博班正在用餐区向记者们讲述自己回归的动机。他现在坐的地方曾是俱乐部青年队的宿舍，他年轻时便是在这里度过了成长岁月。“情感上，这是我生命中最深刻的一章，”博班环顾四周，回忆道，“除了回到这里，我还能去哪儿呢？”

博班的足迹遍及足球界各个角落。他在管理岗位上的每一段任期虽然不长，却都留下了鲜明印记。如果不是过去十年他在国际足联和欧足联担任高层职务时的积极倡导，足球运动的面貌可能会大有不同。自两年前从欧足联离职后，许多人以为这位有独立见解、坚持原则的人物还会迈向更广阔的平台。但实际上，他的世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既收敛又扩展：在苏黎世和尼翁那些职位所赋予的政策制定权和全球影响力已成往事，但没有什么角色能像迪纳摩主席这样，让他持续处于公众视线之中，直面接连不断的关注与评判。

当天的报纸就是明证：球队前一晚在欧联杯中1-3输给皇家贝蒂斯后，批评声如潮水般涌来。“大家都说耶稣是好人，”他平静地说，“比我们任何人都好，这显而易见，对吧？可他们仍然把他钉上了十字架，我们又怎能指望避开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十字架’呢？”

这话很符合博班一贯的风格。六个月前，他强势回归，最初担任俱乐部首席执行官，九月又通过萨格勒布迪纳摩首次完全民主的选举成为主席。他立志要重塑这家母队——他19岁就戴上队长袖标，34年前从这里远赴AC米兰。他的目标是为这家仍笼罩在前任首席执行官兹德拉夫科·马米奇丑闻中的俱乐部注入新的活力。而这份工作，他不收取任何报酬。

“我这辈子一直在说，我爱迪纳摩，爱这里的人，爱这座城市，爱我的祖国，”他语气坚决，“所以当他们邀请我回来时，我能说‘不，我已经57岁了，只想待在岛上晒太阳、看海钓鱼’吗？如果我拒绝，那就是背叛我一辈子所信奉的价值观。”

在马克西米尔球场周边的三个小时里，博班阐述了他的愿景，也不回避需要厘清的复杂问题。最引人关注的是2024年1月他与欧足联的分道扬镳——当时他已担任欧足联足球主管近三年。博班认为，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提出并推动通过的章程修正案很不恰当，该修正案允许切费林竞选第四个主席任期。当时他公开批评了切费林的“个人野心”。作为回应，切费林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博班“不值得我评论”。

球员时代，博班随AC米兰四次赢得意甲冠军和1994年欧冠冠军；退役后他进入管理领域，始终以退役球员身份发出有力却时常遭遇阻力的声音。回看这段经历，是否有遗憾？

“我只遗憾我和亚历山大（切费林）的私人关系走到了这一步，很抱歉事情发展成这样。”自那以后，两人再无联系。“那几年我们关系不错，和他的家人也相处愉快。但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并且明确表达了我的立场。他选择了他的路，那就这样吧，我祝他一切顺利。”

“但我一点也不后悔。这件事我反复思考了两个月，没有像孩子一样冲动，也没有像被宠坏的人那样耍性子。我给了自己时间深思，也给了别人时间去理解。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选择和后果负责。我是这样，其他人也一样。”他坦言，如果不是那次裂痕，自己可能仍在欧足联工作。但压抑内心的不满对他来说是不真实的。就像2020年3月，他在米兰担任首席足球官仅九个月后，因在一次采访中批评俱乐部的所有权结构而最终辞职一样。

这引出一个问题：如果他仍在国际足联任职，会如何应对当前的局面？2016年至2019年间，他曾担任国际足联副秘书长，之后才加入AC米兰。博班与因凡蒂诺主席共同推动了国际足联的改革，他说在他任职期间，这个一度“惶恐迷茫、迷失方向的组织”逐渐重回正轨。他坚定捍卫两人当年的改革成果，并详细阐述了对视频助理裁判（VAR）项目的支持——他是该项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博班认为，许多分析忽视了VAR在防止比赛操纵、维护公平方面的作用。“现在足球的诚信和透明度已大不相同，”他说道，随后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将VAR干预所消耗的时间与每场比赛平均七分半钟的界外球耗时进行了对比。

当然，如果因凡蒂诺在他任职期间做出任何违背国际足联宗旨的行为，他一定会辞职。谈到因凡蒂诺用“和平奖”表彰特朗普，并借此“占用”2026年世界杯抽签仪式的举动，博班直言不讳。“既不尊重，也不负责，”他这样评价前上司的行为，“我根本看不下去。我很惊讶他会有这样的念头，太过政治化，沉迷于扮演政治人物以及所有这类事情。”

“一开始不是这样的。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围绕足球和球员展开。我们本要让国际足联回归这个方向，当时也确实在朝这个目标前进。但后来，一切都偏离了。詹尼曾经很有责任心，但他没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行为对自身和国际足联造成的影响。他本想做到最好，结果却事与愿违。国际足联不应成为政治组织，可他现在正把它往这个方向推，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这不能否定他之前做过的所有好事，这并不是因为我曾与他共事。但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说明方向已经迷失。至少，这件‘荒唐事’把所有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我为此感到惋惜：为国际足联惋惜，为他惋惜，也为足球惋惜。”

回到博班的办公室，阿尔伯特·卡佩利亚斯走了进来，他于六月被任命为迪纳摩青训学院负责人，此次是来简短汇报的。卡佩利亚斯曾在巴塞罗那青训营和B队工作十多年。博班的计划是将拉玛西亚的青训理念，与那些培养出无数克罗地亚球员的热血与激情相结合。

“我们希望拥有欧洲顶尖的足球学院之一，我相信几年内就能实现，”博班充满信心，“这样，所有人都会知道，从迪纳摩走出的球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球员。”

他认为，迪纳摩完全可以成为各大赛事中年轻球员提升竞争力的可靠平台。“20岁的塞尔希·多明格斯，即便不是世界最佳，也是最顶尖的年轻后卫之一。”他是在季前赛时从巴塞罗那加盟的。丹尼·奥尔莫也曾走过类似的道路。刚满17岁的前波尔图边锋卡多佐·瓦雷拉，预计很快将从萨格勒布转会至巴萨。

博班的信念令人动容，但这样的思路，真能让迪纳摩这样的俱乐部在精英球队差距日益拉大、渐行渐远的足坛中立足吗？“我相信假以时日一定可以，”他说道，并以亚特兰大为例，称其为依靠明智决策崛起的俱乐部典范。

他并未批评全新的欧洲赛事体系，认为欧足联的执行工作值得肯定。许多权力核心人士都承认，正是在博班与执委会的一场持久争论中，新欧冠的小组赛场次从10场减至8场。同样，在国际足联任职期间，博班是世俱杯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但他主张的是24支球队参赛、为期18天的赛事规模，采用三队一组的小组赛制，淘汰赛若打平直接进入点球大战。谈到当前的世俱杯形式，他忍不住提出批评：“32支球队、30天赛程，这简直是在‘摧残’球员。”

博班一边抽着雪茄，一边热情地讨论这些话题，其中还包括他眼中的“另一个致命因素”——加时赛。让人不禁担心，这位曾能影响足球走向的人物，是否过早被权力中心遗忘。切费林很可能在2027年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连任欧足联主席，即便在这种高度受控的政治环境中，博班依然拥有不少支持者。他难道不会再次动心回归吗？“不，绝对不会。我很清楚。有很多人，非常多的人，经常给我打电话。但这里是我足球生涯的起点，也会是终点。而且是我最热爱、最敬重的地方。这份情感，我无法带到其他任何地方。所以，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圆满的呢？”

此时，薄雾已完全笼罩马克西米尔球场。正是在这里，1990年5月，萨格勒布迪纳摩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比赛爆发暴力冲突，博班一脚飞踹警察，就此成为民族英雄。与一些解读不同，这一事件并未直接引发血腥的南斯拉夫战争，但一夜之间，他成为克罗地亚抵抗力量的精神象征。次年，克罗地亚宣布独立。

“那是一个集体时刻，与我个人无关。那是克罗地亚年轻人的集体觉醒。我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深重的不公，于是团结起来为克罗地亚的事业抗争。我们是叛逆者，是抵抗者，但真正的英雄，是那些为我们的自由浴血奋战的人。他们比我伟大得多。那天，我为我们骄傲，为年轻人骄傲，为我们的抗争姿态骄傲。我们想要什么？自由。我们做了正确的事。这与民族主义无关，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仇恨无关，只关乎正义与自由。”

早在国际足联向他发出邀请之前，博班就已获得历史学学位，当过记者，并在商业领域有所拓展。“或许是前南斯拉夫的动荡局势，促使我去钻研历史吧，”他说道。他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人性从未有过太大改变。变化的只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社会形态和物质条件。古希腊人与今天的我们，有着相同的困惑、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恐惧。”

没有什么能改变博班。“你可以读一百万本书，拿一百个文凭，但我的灵魂里，始终是个足球运动员，”他说。有时，他会穿上球鞋，和卡佩利亚斯一起去学院的球场。他膝盖里的软骨早已所剩无几，但他依然会和U14、U15的孩子们一起踢球，不过与U17的孩子们同场竞技，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我现在的样子，大概没什么激励作用吧，”他笑着说，“我从不防守，总在场上扮演‘小丑’的角色。但从我四五岁起，我就坚信，如果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使命的话，那就是踢球。直到现在，我内心最纯粹的那部分，依然是那个热爱足球的孩子。”